“这部今年9月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一审的法规草案稿——《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条例（草案）》，就是去年委托给西南政法大学起草的。”8月15日，重庆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俞荣根指着桌上的法规草案稿说。这距他们1998年首次对外委托法规起草，已有8年。其间，共有７部法规草案，委托给法律专家、律师和研究机构等民间力量起草最初的法规草案稿。
　　法规起草由民间“代劳”，最大的好处在于立法更加中立，少了部门利益的干扰。

　　避免部门利益“合法化”
　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间较短，各地对法律、法规的需求量大。如果所有的法律、法规草案都由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部门起草，难度较大。目前，通行的做法是由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政府部门提供草案。这种起草者“既当运动员，又是裁判员”的立法模式，已带来一些弊端。比如一些行政部门在起草法规草案时，设置大量审批、罚款等内容，使部门不正当利益合法化，损害了群众利益。

　　对外委托法规起草应运而生
　　1998年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首开先河，把《重庆市司法鉴定条例》草案稿，委托西南政法大学起草，引起社会普遍关注。第二年，该条例草案顺利通过。
　　此后，物业管理条例、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办法、宗教条例、行政监督条例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、行政程序条例等6部法规草案稿，均使用这一起草办法。
　　2006年，西南政法大学受托起草《重庆市行政程序条例》草案稿。教授郑传坤是牵头人。目前，他们正在积极进行起草工作。
　　他说：“这种做法，可以保证立法理论准备充分、技术雄厚、节约成本。专家学者作为第三者，拿出来的法规客观、公正、公平，超脱于政府部门利益，不会损害老百姓利益。”

　　总体利大于弊
　　事实上，委托专家学者或法律服务机构等民间力量起草法规草案稿，利弊皆有。
　　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江材讯认为，委托起草法规草案稿，既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，又可避免部门利益法定化。弊端在于一些专家学者、律师和研究机构人士在起草法规草案时，对施行的难度估计不足，往往前瞻性较强、可用性较弱。
　　“专家学者对专业理论驾驭能力强，拿出来的法规草案稿框架全面，语言规范，文字准确。”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春焱说。但另一方面，一些专家学者对实践的把握不如政府部门深入、准确，容易理论与实践脱节。
　　他说：“总体看来，委托起草法规草案稿的质量是好的，体现了民主立法、科学立法精神，利大于弊。这是立法的方向，值得推广。”
　　即将上会审议的《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条例》草案稿，由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牵头起草。他说，牵头人应当注意起草班子人员结构的合理搭配，既吸收专家学者又吸收政府部门人员参加，并注重广泛调研，吸纳各方意见。“这样，法规草案稿就会更加成熟，少走弯路。”

　　委托也要制度化
　　早在2001年2月，受市人大常委会委托，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12名执业律师组成起草小组，完成了《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的起草。全国人大代表、重庆市索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德云是牵头人。
　　他认为，委托起草法规草案要不断总结经验、教训，注重制度建设。比如受托对象的条件，对某专业熟悉程度的标准，起草中须学习参考的文件、资料，应该召开多少次座谈会等等。